高致贤
我写了一篇《书藉评委仔细看完过所评著作吗？》，文中举例说：［上世纪末，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的《周婉如诗词钞》获贵州省社科成果奖就很不严肃。该诗词是我县晚清女诗人周婉如的遗作，故书由盛郁文注释，我写《序》（署“编者”名），文化馆的老钟写《后记》。 书出版后，我一看“后记”中把一个很重要的年代写错了，我便提出要作文字纠正，以免以讹传讹，贻误他人。可有关人员说：那书已作为地区报省参评社科成果奖了，一纠正就评不上了！结果未作纠正，地区拿了大奖，据说是老盛拿的奖。可错误仍然存在，迄今想起来还愧疚万分。］博文发表之后，有位（匿名）“新浪网友”对我写序言提出非议。可惜其不知实情，或只知其一，不知其二。故本人回忆告诉他一些具体情况：
1994年毕节地区文化局、诗词学会等几个单位拟出版大方晚清女诗人周婉如的诗词集后，1994年6月20日由诗词学会会长李登峰、文化局两位老局长魏朝真、洪延星等老领导和盛郁文教师一行来到大方县商谈诗集出版事宜。他们是我的老领导，魏、洪二局长又是引我走上文坛的恩师。当时我正在主持大方县文联的工作，县委领导通知我参与接待他们。因为周婉如是大方人，他们便把写序言的任务安排给大方县。具体工作由大方县志办主任赵江负责联系。
同年7月2日，赵江主持在县志办开会，研究如何完成这个作序任务，因周婉如的丈夫姓黄，他们没有后人，特邀请她们亲支的后代：方师教师黄勃、工行行长黄恩淑、县教研室主任黄恩润、县科委干部黄恩潜等参加。我在会上谈了序言应该如何写的一些看法，得到大家支持。于是黄家兄妹便以周婉如后代的身份请我写这篇序言。赵江也同意。组织的安排与诗人亲属的诚请，我无法推辞，便接受了起草该序言的任务。
我查阅资料，访问有关人员，经几天努力写完后，把稿子交给赵江主任。他觉得篇幅长了些，后找县志办的杨鹰压缩了一下，并安排臧学达书家复写留份备查后，送一份到地区。后我听杨鹰讲，后记是由钟德宏起草的。
而今远离故土，本文提到的这些当事人中，地区几位老首长的情况不详，大方县的钟情况不详，其余均健在。可找他们核对情况。大方县志办尚备有档案资料可查。
匿名网友说其“手中有该《吟秋山馆诗词钞》，前序、后记均一人所为，既不姓高，也不姓钟。”我追问那作者是谁呢？他说是盛郁文。
因为我是作为组织安排的任务来写序的，故以“编者”落款，未署高致贤之名。我起草都未落本名，谁还敢去署他名？故最终还是以“编者”之名付印。要说最适合写序的人有谁？周祖宣副专员，一则他分管文化工作，再则他是周婉如家族中的后代，但他没有写。因为任务已安排到大方县了！
可因出版该诗词集是由地区诗词学会出面牵头组织的，所以， 我们写的稿子都要送到盛教授那里去综合处理。序言发表时与我起草的原稿是有些许增删修改，不是原样了，且盛郁文又未署名，我以为那是编辑处理稿件的常事，而不是文章变姓的依据。如果编辑修改一下原稿，文章就变姓了的话？那么，报刊发表的文章均姓“编”了，还有什么作者、记者？如果盛教授堂堂正正地署上他的大名，也省得那个匿名网友今天来争了。安排大方写序言时，盛教授也在场。如果当时说由他来写序，又何必让我们开会座谈，搜集资料，起草、修改、复写、上送？周婉如诗词集子的原本也是地区文化局首先得到，盛教授又集注释、“作序、写后记”于一身，还有大方什么事？那么，该书出版后又何必分给我们500元稿费呢？这事恐怕要请盛教授说说真相，如果他还在世的话，也省得我们多费唇舌。我说该序是我起草的，也经人压缩过，最多算集体写作，我在国内外发表了几百万字的作品，区区一篇小序，我还说它干啥！可那匿名网友说了一些很难听的话，为不使人误解，故尔说上几句！
匿名人还问我是评委、编辑吗？我不是评委，也不是编辑。那集子除了新增前序和后记以及盛郁文的一些注释外，皆为周婉如的原集流传下来，又不是现收集的散诗，还需什么编辑？说确切点，那只能叫重印或再版。
原载高致贤的回忆录《苦乐人生》
